“文学评论写给谁看？是作家还是读者？抑或小圈子内自循环？”“批评家是不是成了流水线作业？”“评论家为何容易陷入混沌或失语？”
近日举行的上海青年评论家高级研修班暨“当下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学术论坛”现场，多位专家抛出一组犀利问号，直指当下文学评论存在的“失语”“失效”等病症和困境。
究竟怎样的评论才能够有效介入文学现场？超越偏见、短见、盲视、误区，从纷繁芜杂的文学作品中进行甄选，评论家如何真正成为那个“披沙拣金的人”？业内对现状的不满意不满足，恰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文学生态对有诚意、见性情、引共鸣的评论的极度渴求。
漠视同年龄层不同个体的作品特性，直接丢到80后、90后写作的框里；动不动以地域为界贴上“东北范儿”“陕式写作”“京味小说”等简单标签……近乎盲目惯常的套路和陈词，直接引发评论的软弱无力，也暴露了一些评论者的思维惰性与审美匮乏。
难怪有声音吐槽——“有的评论文章一旦隐去姓名，根本看不出是谁在写；若隐去所评论的对象，又几乎看不出在写谁”。
评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曾提出观点：当一个阐释放在这个作家能说得通，放到另一个作家身上也说得通，说明这个阐释是无效的。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观察到，有些批评家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当我们对整体创作不满的时候，会举出各种现象来证明，但往往不去“指名道姓”提具体作家作品，“可能碍于作者情面或出于出版社约稿、研讨会发言等其他需求，又容易把具体的某部作品‘拔’得很高”。这就导致了评论标准的不统一，让读者产生忽高忽低的感觉，自然也就难以令大众信服。
“下一部《红楼梦》”“当代版《包法利夫人》”……在一些评论文章中，将作品与中外文学经典“类比”靠拢的说辞并不鲜见。“其实并没有可比性，这样一比，对批评来说反而很尴尬，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令人沮丧的，有时还会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而且会显得分寸失当，结论也很夸张。”阎晶明建议，文学经典本身是高度公共化的精神产品，莫轻易在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中去“碰瓷”经典，“并不是不能提，而是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握尺度”。换言之，高质量评论有别于一般的碎片式读后感，也不是仅仅为满足理论阐述的要求而去进行。祛除陈词滥调或单一套路，考验的是批评家的专业性。
不少资深编辑坦言，文学批评是“最敏感、最前沿，也最具挑战和冒险感”的写作。西方“批评”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意味着“区分”“判断”，即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鲁迅也曾说：“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与评论家同行的作家，往往对患上失语症的批评“并不感冒”。余华就曾在一次对谈中吐槽到位评论的稀缺。他记得，自己的小说《兄弟》《第七天》刚出版时，一片“骂声”，《文城》面世后“批评的声音换别的作家可能受不了，但对我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怎么批评都‘没用’了”。余华直言，有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很重要，但“有些批评接近情绪宣泄，更像瞎扯。我经历过的赞扬和批评都很多，但是真正靠谱的赞扬和靠谱的批评一样少”。
“批评是门艺术，且是一门能够沟通多种精神资源的艺术。好的批评文章，就是一件艺术品，但是很难达到。”评论家、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坦言，当下急剧变化的世界和纷繁复杂的环境时常让他感到混沌失语。“当很多东西看不清时，我们的批评活动对社会、对思想史、对当代文化推进的介入能力面临着各种障碍。从批评的角度来说，我们的介入能力不够，这是需要重视的困境。”
或许，有效的介入、掷地有声的评价，是建立在对整体文学脉络的把握，需要批评家将单部或一组作品嵌入时代长廊的坐标作出行之有效的赏析。以小说里的方言运用为例，王跃文《家山》里的湘方言、葛亮《燕食记》不时冒出的粤语词汇、乔叶《宝水》中的豫北方言等，对于小说来说到底是不是加分项？“不同作家对方言的处理，对小说来说效果到底如何？永远都是两面的。一个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指出这种两面性，遮蔽其中任何一面都不是诚实的批评家。”阎晶明说。
在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看来，治疗“失语症”，需要从“论文”变为“文章”，让当下文学批评更接地气，更具可读性。青年批评家何卓伦发现，许多90后、00后作者对所处时代已形成独立判断和思考见解，在创作中擦出了个性鲜明的火花。“但这些并没有很顺利精准地反映在我们的评论当中，而是被挡在学术门槛之外，拦在讨论室之外。”
这种不对称让他想到，上世纪80年代吴亮、程德培等批评家如何把握了属于他们的时代问题意识，并展开有效表达。“因此，对于同时代的青年写作者，我们作为青年评论家，要尊重同辈情感经验，遵循自己的阅读感受，而不是一味套用前人或权威结论，也许就能在前辈基础上品读出前所未有的东西。”
业内认为，称职的批评家应当真正将属于文学批评内部的问题深入下去，面对作品时有真诚的态度，也有必要的尊重，能坚持原则，敢于说出独特见地，以求得与作家形成真正交流对话，体现批评家的存在价值。（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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