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发展到今天，从创作者的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按照传统的概念，选材要严且要独特，主题开掘要深还得易懂；艺术表达上更是似乎“高招”早已穷尽，很难寻找到新意而且还要有突破；人们的阅读视野无限扩大，什么新鲜的好像都早已“曾经拥有”。然而时代生活在发展中变化，小说家不能拿出新故事、新主题、新表达，那等于没有完成要完成的任务。这的确是一个普遍性的挑战，浑身解数仿佛都不够用。这几年，通过对多部长篇小说的分析，我试图想说明一点我所见的中国小说家们寻找突破的努力方向：融合。即努力将传统与现代、流行小说的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等进行新的融合。以打通各种既定的壁垒，形成既能赢得广泛读者，又能保持主流口味的创作局面。
发展到2023年，集中阅读前一年疯狂产出的长篇小说，我又有一点属于自身个人的新启悟，即小说家们突然集中强化地方性。这种地方性至少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即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二是这种地方性并不是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存在的，它努力地与现代性融为一体，甚至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得益彰中显示作家们新的突破路径。这可真也可以称为“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几乎成为我对过去一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最为突出的印象。一些我们研讨、评论比较集中，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作品，差不多都在这一点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乔叶的《宝水》就是这里面颇具代表性的长篇新作。
《宝水》是乔叶精心研制的小说“实验品”。她为小说各种元素的合理存在和合理调用筹谋，可谓费尽了心思。这种精心设制也是作者的匠心所在。证明她的创作是用心的、认真的、耐人寻味的。
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宝水是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落，因为发展的需要，这个小山村很快变成了一个名声在外、游人不断的新型乡村。小说的主人公地青萍像一个“闯入者”一样见证而且参与了宝水的发展。说她是闯入者也不全对。她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和模糊色彩。她虽然来自省城象城，但其家乡福田庄跟宝水属于同一个县：怀川。怀川上面的地级市叫予城。如果跟象城拼合起来，那就是河南的简称豫。地青萍本是象城一家报社的记者，提前内退使她具备又无牵挂又可工作的条件。宝水虽不是她的家乡，却是她和去世三年的丈夫豫新共同的朋友老原的老家。她随着老原来到宝水，既找到了散心的地方，缓解了失眠的困扰，还为宝水的建设投入了力量，发挥了特长，建立了感情。她来宝水并可以、愿意长驻，显得顺理成章。因为她和老原都是中年变单，又本来比认识丈夫豫新还早，所以在不动声色中也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仿佛是众望所归似的结局，还免除了暧昧与绯闻的闲话。小说有好几处写到村民们已经认为他们就是一家子，如小说第三章开头，叫徐先儿的老者就用“你们原家”来跟地青萍对话，就是很善意地想让他们走到一起。他们的结合因此变成一件符合民意的事情。
乔叶为人物穿行其间作了精心设制。当然，最大的设制是故乡。我们都知道乔叶的来处，她虽已居京数年，但创作的根无疑还在中原。这本身也契合了《宝水》里无处不在的“故乡”“老家”情结。这让人想起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里所说：“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在这里，“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也就是说，作家在异乡写故乡时，目的不是给外乡人展示家乡的“异域情调”，而是在乡愁中展开对现实的描写。乔叶为她的主人公地青萍设定了一个半出半入的身份。她不是宝水的村民，但也不是外来的游客，她在旁观也参与建设。她的老家是福田庄，与宝水同属怀川一县。她在这里还遇到了曾经跟自己的奶奶有过“交集”的长者九奶；这里的乡风她很熟悉且亲切，又在十里不同音的比较中可以讲述和分析异同。地方性就由此一步步地展开，构成了一个不出中原却纷繁不定的人生世界。
由于地青萍本人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出身，又有着和乡土割不断的情缘，这里曾经的一切、正在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和她有关，她同时又可以超拔地做一个观察者，过滤、评述所经见的一切人和事。地青萍既本乡又外来的身份，宝水既故乡又他乡的模糊性，正是乔叶要寻找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既符合她对当代乡村发生的松动、变化的情感认知和理性分析，也符合她在小说叙事与主题表达上希望具有的效果。
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由于地青萍是文化人，小说中的描写和叙述语言主体上其实还是以书面语言为主，但其间又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由此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指。这种方言俚语还不是在人物对话时用“中”“中不中”等标识性的河南方言来指向地方性，而是个性化到予城甚至宝水、福田庄独特的方言俚语。这些方言俚语的介入，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乔叶也在此间显得游刃有余。比如“卓”这个语汇就大量出现在人物对话中，地青萍这个小说故事的显在叙述者，有时会跑出来解释一下：“‘卓’是予城土话，出色之意。”小说中，“那可不是美得更卓”“怪卓哩”的表达时有出现，大大增添了人物的活力和故事的生动性。再比如“扯云话”这一俗语，貌似独属于宝水村。“这里聊天不叫聊天，叫扯云话。”这引得非宝水的怀川人地青萍都啧啧赞叹。有时，乔叶会让地青萍直接以作者的口吻向读者叙述方言里的奥妙。如对
“”和“圪”的各种用法的叙述，其实已经有了一点文化小说的味道，跟小说主体故事并不完全紧扣了。但这是一种氛围营造的需要，正是这些生辟的、古怪的字眼儿，让人对地域产生新奇、好奇之感。乔叶在多方面“利用”和发挥了地青萍身份悬置所带来的叙事利好。比如宝水村的方言俚语，如果地青萍全然是个陌生的过客，那她要么无感，要么无“知”，很难让小说突出因语言而产生的地方性。正如地青萍自己所说：“有福田庄垫底，这些土话对我而言可谓是轻车熟路。”她因此既可以完全听懂，又可以在比较中描述，将语言的奥妙、微妙最大化地表现。
《宝水》结构是一年四季，以四季交差的方式推进。冬春、春夏、夏秋、秋冬，构成一个既严整又开放的结构形态。这样的章节划分法，事实上也暗含了农业文明对一年四季的基本认知。乔叶发挥了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熟稔，刻意对农俗农谚进行“介绍”式的叙述。对农作物、植物比如谷、麦、茵陈、蒿，等等，都有或来自农谚，或来自农科知识的介绍。这些农业农村知识，使得小说天然地拥有了某种文化属性。同时，它们还让《宝水》对地域的叙述，变得不是外来者出于猎奇或“采风”式的印象记，也不是把乡村抽象为某种“文化符号”，而是对“三农”问题有所介入和思考，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有描写、敢面对的叙事。
对乔叶来说，适度加入一些地方性知识，无论是方言还是农俗，基于本来的熟悉和创作前的准备，都是通过努力能做到的。对她来说，真正的难点或许在于，在这样一部以故乡为底色，又要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尤其是其变化发展的作品中，如何能够既保持主题表达的鲜明亮色，又能够保持小说性或者直接地说保持文学品质，这其实就是乔叶给自己出的一道难题。
应该说，在乔叶可以把控的范围内，她已经做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成熟度和高度。从这一角度讲，我认为《宝水》的基本构成是：首先是一个人物，即地青萍。其次是两个或三个故事中心，一是正在悄然中发生着变化的宝水村，这是地青萍身处其中的环境。一个是她的故乡福田庄，以及福田庄引发出的予城、象城。她用某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让宝水和福田庄发生关联。在互相映衬中展开更加广阔的人物世界、更为复杂的故事线索。地青萍和死去的丈夫豫新相识、相恋、结婚、育女的人生历程，使得小说没有停留在今日宝水巨变这一个点上，而是随着地青萍的思绪，不断延展。小说以宝水的真实的生活为主体，适时加入地青萍对福田庄的比较，因这比较产生对家族、家庭的回忆。这些回忆里有甜蜜也有苦楚。这些生活内容同样属于地青萍，但又和宝水的现实不发生直接交集。这样，乔叶就很好地实现了她的创作目标。既写出新时代条件下宝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又散发着北方农村以及它的子民们的乡愁。小说写到的死亡大多数都发生在地青萍的家庭里：丈夫、父亲以及奶奶。这些生离死别的故事跟小说主体有什么关联呢？你可以说没有，但其实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很直接的。读者能够正常的看到宝水村一天比一天更好的变化，又可以感受到一种生活里的不易、艰难，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多重的纠缠，包括情感上的纠葛。这就让小说有效地突破了很也许会出现的题材隐忧，即因为重在新变主题而可能带来的文学性损伤。或者，如果作者为了保持文学性，因而在表达上有所犹豫，因此又会产生主题上的淡化。通过地青萍连带出来的多重世界，让乡村振兴的实践和乡愁乡恋的情感融为一体，让人读出振奋，也读到某种神伤。这是乔叶在小说智慧上的体现。我以为，她所有的设想和设置里，这样两种色调不同的乡村景象或人生景观的构想，再加上她努力不着痕迹的表达，是段位很高的构思与谋划。要把一种热烈的火红和某种淡淡的色彩揉合到一起，还让人可以自然而然地接受，实属不易。这种处理的对比性，我们实际上可以从小说对两位奶奶的去世情景看出。地青萍自己的奶奶去世是一件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由此联想起的情节也颇有难言之处。而宝水村的九奶去世，首先是被定性为“喜丧”，然后是，整个吊唁和出殡过程，变成了全村人乐于参与的仪式，成为乡村仍然要发展、民风变得更向善向好的佐证。小说甚至就是在这场喜丧结束的同时收尾的，它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幅祥和的现代乡村生活图景。在乔叶笔下，这种对比绝不是刻意的，也并不强烈，它们在不经意中达到各自所应达到的效果。一个预示着新时代生活变化，一个则勾起人淡淡的、无尽的乡愁。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宝水》在生活场景的一体化和多样性上，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比和共存中，既使小说保持着生活的质感，又不失其与时代生活包括同当代小说创作潮流相适应的现代性。那些大量穿插其中的地方知识以及方言俚语、民间习俗，不但没有让小说掉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而恰恰是在朝前走的路上添加了独特的文化标识。乔叶带着浓郁的故乡情结、强烈的故乡感来进入她所要描写的乡村世界。小说多处不惜以超然的叙述者口吻，带着思考式的语言叙说着“故乡”和“老家”的内涵与意义。地青萍打算随老原去往宝水村时，故乡、“老家”就成了他们探讨的线节“烧路纸”一节，基本上是以地青萍的口吻，以独白式的语言，探讨“老家”对一个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以及意味着什么。当然这种思考并没有跳脱出人物生活的环境与氛围。“老家意味的，是亲人。哪怕他们已死了，但只要他们在那里活过，死后也埋在了那里，那么，你就是老家的人”等等。
当代作家怎么来面对传统题材，直接地说，当代小说如何表现正在变化的乡村，以及在变与不变中怎么样处理和把握其中的关系与比例，如何在小说的地域性、民族性和现代性之间寻找恰切的融合方式，地方性如何能成就现代性，现代性怎样包容并且激活地方性，这既是需要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同样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创作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宝水》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如何书写乡村生活的新与旧、变与不变，引发出更多思考，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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