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发布第3号公告：“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经过认线日进行第五轮投票，产生了10部提名作品。”其中，《回响》《燕食记》《有生》《本巴》《金色河流》《宝水》《千里江山图》《烟霞里》《雪山大地》《远去的白马》10部作品榜上有名。在这10部提名作品中，有两部是广东作家的小说作品，分别是葛亮所著《燕食记》与魏微所著《烟霞里》。
1983年，陆文夫的《美食家》甫一发表，在文坛引起极大震动。小说超越了政治和时代主题，专事食文化的发掘并塑造了朱自冶这样的人物。小说在当时无论归于“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文化小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有了更为自由的取材范围，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和文学的主体性地位。朱自冶从一个被人“厌恶”的资本家，到被请到饭店讲吃经，最后被推举为烹饪学学会会长的过程，表达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苏州“吃文化”的风景一时蔚为大观，那上不了“大场面”的“边缘文化”终于有了讲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陆文夫也因为这篇小说确立了文学地位。《美食家》的重要，就在于小说展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文明。这是沉潜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世风代变，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不变，不仅不变，它还在生活中源远流长发扬光大。大概自《美食家》开始，被压抑已久的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小说，开始盛大登场。这就是《美食家》的文学史价值。
据说《燕食记》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的“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借美食的传承故事，描摹20世纪近百年社会文化、世态人情的画卷。如果从故事的层面看，小说有鲜明的世情小说色彩，但又不是传统的世情小说。笑花主人在《古今小说》卷首以《喻世》《警世》《醒世》三言为例，说世情小说“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燕食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小说。小说写酒楼茶肆、梨园寺院、红尘净土，虽然是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同时也为早期革命者打了掩护。1895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就是在杏花楼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当时的香港首富何启也在会议上发言，谈论起义成功后如何建立“临时政府”的政策大纲。后来，革命党人最高层会议在杏花楼包间里举行，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第一步决定国体，第二步选出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会议最后确认在广州成立共和国政府，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如果是这样，这熙熙攘攘的酒楼茶肆谁还敢看轻了？于是，这《燕食记》也便有了“史传传统”的谱系，这还真不是攀高结贵，革命发生在哪里有许多偶然因素，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因此，说它是“正史之余”倒也贴切。小说以叶凤池、荣贻生、陈五举、露露等为代表的五代厨人的命运遭际，借关于美食的跌宕故事，写出了普通中国人心中最朴素真挚的家国情怀以及心存向往、溯流向上的风骨。
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燕食记》里，时间流逝、人世翻新、众人熙来攘往，如梦华录、如上河图，这盛大人间中，舌上之味、耳边之声，最易消散，最难留住，也最具根性，最堪安居。”
《燕食记》正是从粤港吃茶点的习俗生发开来，不仅展现了饮食文化，且深刻探讨了在时代变幻、家国逢难之际，饮食是如何安抚人心、凝聚起中国人的精气神的。
同钦楼最负盛名的“大按”师傅荣贻生，因打得一手好莲蓉而声名远扬，每做一锅莲蓉，这第一口他一定亲尝。但做了一辈子，他最想念的，恐怕还是小时候在太史第中第一次吃到的莲蓉枣泥月饼。“软糯的莲蓉与枣泥，并不十分甜，但却和舌头交缠在一起，渗入味蕾深处。”时隔多年之后，凭着这个味道，他一下子就认出了“得月楼”的名厨叶凤池的手艺。当他终于能够复刻这份味道，成为其他人心中的念念不忘时，广府的一切都慢慢的变成了不可追忆的前尘往事。世事渺茫，但味道永存。
在我看来，《燕食记》之所以好看，除了它有世情小说“世俗性”，大概还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它的知识性，这个知识无论在中国的版图还是世界版图，它都属于地方性知识。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粤菜的特点是味鲜香为主。选料精细，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和品质。这只是抽象的概括，它更大的学问可能还是在后厨。于是我们正真看到了同钦楼的行政总厨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五举的厨艺传奇。小说对粤菜菜品和烹制方式的详尽抒写几近秘笈。那是既难以讲述更难以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粤菜的神奇在那妙笔生花的讲述中活色生香。当然，各大菜系都有这样的传奇，但通过葛亮的讲述，粤菜制作的步骤本身就成为传说。另一方面，岭南茶楼的知识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揸大巴”“茶壶仔”“煲水”“校茶”“开茶”“发水”“打牙骹”“字花狗马”“水靓双滚”“茶头”“事头”“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五指捞月”等，身份、动作以及“行规”，外乡人几乎就是云里雾里。更有点茶的要领：“指指鼻即是要‘香片’，意即清香扑鼻；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五举来到“多男”茶楼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就出现这样多的方言俗语，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属于纯粹的地方性知识。
《燕食记》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俯拾皆是。那是岭南人间烟火的另一种表达。再比如“花码”，那是“企堂”入行的“门槛”：“是用在茶楼餐牌上的，又名番仔码。追溯起来，是由南宋的‘算筹’演变而来，在明代中叶开始流传。当时苏杭一带经济贸易蓬勃，商人云集，花码就用来为交易计数。花码好处是写法跟算珠类同，可配合算盘使用。苏杭一带市民通用花码，故也称‘苏州码子’。简化易用的‘苏州码子’比繁复的汉字方便，粤广的茶楼标识价目，便代代沿用。”因此，熟记花码，企堂入行的第一步。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饮食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伴随着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不同地域由于地理和文化、风俗的差异，形成了风格迥异的饮食上的习惯。这些习惯的差异既满足了人的口腹之欲，也塑造了人的地域性格和文化品格，久而久之形成了以饮食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成为一个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重要文化标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中就不乏对饮食的书写，特别是明清小说中，饮食大量进入小说文本，《红楼梦》就以大量篇幅近乎铺排式地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新文学”以来，在诸多“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中，对“人”的关注很多时候是从对人的饮食的关注开始的。陆文夫的《美食家》更是将美食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一度引起饮食文学书写的热潮。饮食在不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中，也呈现差异化的表现特征。特别是“新文学”以来，饮食书写与时代的关联更为紧密。饮食作为方法的文学书写，成为观察小到个人爱好、生活小习惯，中到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大到社会伦理、世道人心的重要窗口。反过来看，从饮食这一视角，观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审美嬗变，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葛亮似乎对中国人的饮食情有独钟，早在长篇小说《北鸢》的创作中就写道：“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样来看，作者在《燕食记》中通篇以岭南饮食文化为重心展开叙事，是对过往饮食书写的一次总结和提升，是他在香港生活多年后对岭南一带饮食文化深度观察的集中输出，更是他在远离家乡南京后，对他乡的饮食文化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感悟。在《燕食记》中，作者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素写起，以此感知中国人的内在精神伦理和文化样态。
饮食话语进入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呈现地域性特征。而饮食的地域性特征与饮食话语的地方性不可分割。当代文学饮食书写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对地方性饮食话语的传递和拯救。饮食话语是一个地方语言特征的重要标记，当代文学对其的挖掘、呈现和拯救，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了地方语言消逝的速度。在《燕食记》中，作者对百年来岭南民俗中的饮食话语进行了充分的表达。对于读者而言，特别是岭南之外的读者而言，阅读《燕食记》的过程就是了解和认识岭南饮食话语和饮食民俗的过程。作品中，既有对莲蓉月饼、核桃酥、皮蛋酥等礼饼的书写，又有对虾饺、烧卖、叉烧包、糯米鸡等的介绍；有对各种独创性食物的书写，如八仙赏月、莲蓉班戟、鸳鸯月饼、鲍燕素斋、般若素筵、鹤舞白川、牡丹菊脯、雪意连天、紫竹莲池、熔金煮玉、水晶生煎等；还有对岭南茶楼中的饮食书写，如炸芋虾、“茶泡”、油角、肉松角等；有对不同节气中的岭南饮食的书写，如清明节买来拜山祭祖的煎堆、松糕、五月包粽子，中秋的各种月饼等；还有食物衍生出的其他话语的书写，如广州的得月阁、香港的同钦楼、澳门的颐和、上海的瑞香、杭州的嘉裕等都是各地饮食场所。不同地域不同饮食场所中的内部，也有诸多与饮食有关的衍生话语，如大案、小案、掌事、车头、大厨等。
这些饮食话语及其衍生出来的其他话语，既具有一定的地方性，又具有行业的专业性特征。饮食话语在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同时，还彰显了当下文学语言表达的本土性特征。葛亮饮食话语的书写，是一种对行将消逝的本土话语的挖掘，彰显了民族性审美的印记。那些曾经被废弃的本土语言，经过作家的书写和转化，产生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精细化的手工饮食，经由匠人们“熬”出来的美食，显然具有了灵性和生命力，再经过作家的文学性加工，那些过去的历史中的饮食话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也具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这在丰富当下相对单一化、程式化的现代规范语言的同时，增添了我们认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认识中国人本性的可能。让过去的本土饮食话语“活起来”，成为《燕食记》的重要贡献之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诸种物质生活，吃是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绝对的硬道理。更重要的是，和居所、衣着一样，对饮食的选择、喜好、习惯，密切地联系着人的身份、地位、性别等，因此饮食是一种政治，尤其是一种身份政治。《燕食记》中的“燕食”，是“大夫、士、庶人日常的午餐和晚餐。”吃的习俗和方言一样，也是地方性的标记，甚至是地方性的文明。一个人能改变许多习性，唯有味蕾记忆难以改变。反过来味蕾记忆也成为族裔认同的重要标记。荣师傅荣贻生是“大按”，他的“手打莲蓉”无人能敌。当年因广州老号“得月楼”韩世江的大弟子发难，便到了香港“同钦楼”。食客只要吃了莲蓉包，行家里手便知荣师傅在不在。后来有人将荣师傅做的莲蓉酥送给香港饮食总会上官会长，他尝了一下，“惊为天人”。不仅荣师傅在香港声名鹊起，而且，“莲蓉包崇拜”也表达了岭南饮食政治的冰山一角。由此亦可见“点心”在岭南饮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以及点心师傅的地位。
第三，《燕食记》显然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优长，说来说去都是节外生枝，都不是紧要处。小说最终要写的是世道人心，塑造典型人物。《燕食记》写了很多人物，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陈五举。小说以粤港的时代风云作为背景，以荣师傅的传奇人生为基本脉络，将一个“大按师傅”的形象像岭南美食一样活色生香地塑造出来。他敬业、虔诚，无论打莲蓉还是带徒弟，都一丝不苟；他遵守行规，一言九鼎；陈五举曾是荣贻生最得意的白案弟子，视他为传承自己莲蓉点心绝技的唯一传人。但五举因为与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女少东凤行相恋，恋人战胜了师傅，五举毅然离开了师傅，并承诺不会再使用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此事成为荣师傅难以言状的心病。五举离开后的几年，每到年节，总要备礼携妻，往同钦搂探望，但荣师傅避而不见。五举则在门外站上数小时，雷打不动。师徒性格只一个细节便一览无余。此后数十年的陈五举，协助岳父创立了另一番天地。师徒的再相见是香港厨师总会举办的厨艺大赛。赛事惊心动魄，声动香江。但最后荣师傅成全了五举，多年的恩怨就此和解。世风代变难测，人心向善如常。
陆文夫的《美食家》写的是一个品鉴美食的朱自冶，葛亮的《燕食记》写的是一个制作美食的大按高人荣贻生。一个食客，一个大厨，完成了美食的绝妙呼应，也不失为当代文坛的一桩佳话。全书落笔于饮食，其所描绘的却是近代百年的中华世事人情，众生百态皆入书中：岭南的气候时令、菜蔬瓜果，漫长的海岸线与山林乡村，天空四野的云霞雨雾、日月星辰，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贩夫走卒，街檐的旗幡、茶楼的招牌，寺院庙宇、亭台楼阁，还有战争、流徙，有朱门的离散萧索，亦有平民的温存安好，林林总总方方面面，堪称一部“岭南梦华录”。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家国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啲乜》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尝？的确是葛亮这部长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绝不仅只是切口，同时也是作品文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燕食记》关于美味佳肴的制作与品鉴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写得十分出彩。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无不被葛亮状写得浓妆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贴、炸、熘、烩、焖、扒、氽、涮、卤、酱、炝……烹饪的十八般武艺在葛亮笔下被表现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比如本帮菜中红烧肉因其“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而广受食客欢迎，是因为从食材开始就要有连上皮肥瘦夹花共七层的挑剔，以及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的制作的步骤，只有这样才可以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码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邵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
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当然，《燕食记》之成功也还有别的因素共同促成。或许是一种巧合，在进入对葛亮这部新长篇的阅读之前，我正在集中阅读东方出版中心新近推出的《七声》《戏年》和《问米》这三本葛亮的中短篇小说集，总计18则中短篇虽各有长短，但善写人则是其共同特点，不多的着墨将作品主人公的主要特征给勾勒得栩栩如生，令人难忘。这一点在《燕食记》有了更宽广的表现舞台，作品中先后出场的人物大大小小几十有余，着墨虽有多寡之别，但活灵活现则是其共同特点。还有语言，葛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其实都值得琢磨，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葛亮语言的显著特色，但《燕食记》因事发粤港二地，一些粤语的嵌入在所难免，但在具体处理尺度上葛亮的掌握十分得体，不仅不显生硬，反倒更见丰富。
《燕食记》的题材不能谓之为重大，但它所表现出的主题分量却不轻，且感染性极强。这样一种阅读体验再一次告诉我们：对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同等重要；对文学而言，只有具备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读者才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作品本欲传递的内容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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