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多姿多彩的真实的生活，将写作根脉真正深扎进广袤的乡村、城市和军营，不断思考、创作、回应社会现实提出的种种问题，北京作家用扎实写作和厚重之作做出了生动回答。
“跑村”“泡村”，这是作家乔叶谈及写作长篇小说《宝水》时经常提到的两个词。近来，当《宝水》频频进入国内好书榜，不断赢得文坛广泛好评的时候，这两个看起来平淡无奇的词语，开始变得闪闪发光。
“70后”代表作家乔叶是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宝水》是她的长篇突围之作。这部长篇小说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
“深入生活对我而言是必要的功课，有的作家可以凭空想象，但我需要活泼泼、鲜灵灵的东西把我打动。”谈及《宝水》写作的缘起，乔叶不禁回忆起河南信阳郝堂村给她带来的触动。2014年她走访了美丽乡村郝堂村，生机勃勃的乡村景象，让她很快写下了一些散文。后来她又去过多次，发现新农村的巨变蕴含在点点滴滴的变化中，藏在人性、人情、道德的微妙变化中，引发了她浓厚的写作兴致。除了写散文，乔叶还曾经试图写过小说，甚至写下二三十万字搭起了结构，但事与愿违的是，小说写作并未获得满意的进展。“我琢磨了很久，为什么去了那么多次郝堂村，小说却进展不下去，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生活素材对于小说这个文体而言还是硬的，还没有融入到小说的骨肉中，我还没养好它。”
为了接近想要的写作状态，乔叶开始了“跑村”，她的足迹遍及江西、贵州、浙江、甘肃的农村。在浙江萧山乡村她看到人流量分析和限流预警，当日的，当月的，全年的都有。她深深地感慨道：“行走在这些村庄中，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能从无数细节中触摸到一个村庄兴衰嬗变的简史。”
若想真正深入到乡村的肌理中，深入到世道人心中，乔叶知道，仅仅是“跑”还不够，她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自己的故乡——豫北的焦作乡村。她选择浅山区的大南坡村和深山区的一斗水村。尤其是一斗水村，位于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相对封闭，传统形态保持完整，新的事物也已悄然进入。“这正是我所喜爱的能进入文学文本里的独特状态。”乔叶说。
“泡”在村里的日子，乔叶总是把自己装作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她不愿意让别人明白她是个作家。在她看来，自己显示出职业姿态，对方就会有动作和话语的变形，那些隐藏、私密的，甚至是村民家庭很内部的东西犹如砌起看不见的墙，与自己隔绝开来。乔叶说：“我需要村民把戒心和警惕心降到最低。”于是，她尽力避免使得自己成为一个纯粹消费的客人，到村民家她会带礼物，当作是走亲戚。若有朋友介绍，就会更亲近一层。中国的人情世故规律在作家写作这里也同样适用。
乔叶一次次奔向这些村落，她住在村民家里，吃他们的农家饭，听他们说自家事。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各种声息。客人多的时候，她甚至帮着招呼客人，暂时当一下服务员，没什么客人时就和店主聊聊天。去的多了，店主的话开始变密了，他们敞开心扉讲述各种内情，讲述形形的外来客到来后发生的丰富故事，比如有时会碰到不地道的客人跑单，有的客人会假装称兄道弟，其实是为了不买单。乔叶说：“这些讲述在我这里都是特别生动的，这一些细节就是小说的血肉。”
“好的写作者不是录音机，而是，要镶嵌到他们内部，听他们讲了一些什么，要听到他们内心的话语，写出他们的心事。”乔叶说，说到底，写作就是在写心事。心事中一定有故事，故事中不一定有心事。心事是核心，是中心，也是重心。所以在写新乡村的故事时，她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倾听者，尽量认真地、详尽地倾听村庄内部的心事，然后将自己看到的和听到的在小说里进行诚实和全面的表达。
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石一枫最新长篇小说《逍遥仙》，新近刊载在《十月》杂志上，这部作品探讨了孩子的教育和升学问题，家长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以及各种当下时髦的话题和新兴行业，如直播和短视频。作品刚问世，就引发文坛热切关注。
写北漂女孩、写警察、写工人、写电竞高手、写胡同青年、写高科技人才……石一枫的每一部作品一定是崭新的，他从不重复自己，他不断挑战新的题材，新的人物，他有一个不断清晰的目标：真正深入城市的肌理，书写北京的生活史。石一枫说，所谓深入生活，不在于去多远的地方，多少见的地方，看多么奇怪的行业和人的生活状态，作家真走心了，身边最日常的生活，就能成为可贵的创作资源。
石一枫在海淀区生活多年，他曾住在五棵松一带的部队大院，也曾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度过大学时光，《逍遥仙》的故事发生地也在海淀区中关村，“但这个题材是一个新发现，近年来才闯入我的视野里。”石一枫说。
石一枫的儿子在中关村一所小学上学，他这些年成为了中关村居民，接送孩子的过程中，一个陌生的世界向他徐徐展开。每天响彻耳边的只言片语，还有众人熟悉的场景，在石一枫这里却变成了珍贵的写作资源。他展开了一场具有社会意义的观察、研究，在石一枫看来，中关村地区学区房扎堆，既是财富、知识、智慧高度集中的地方，也是多年前非常乡土的地方。“这里有回迁人群、有高知人群，他们的孩子同在一个学校上学，如何融合在一起，发生啥矛盾，这些都让我有探究、研究的兴趣。”事实上，在石一枫看来，所谓深入生活，更多是从自己的生活里有新发现、新观察，从生活里吸取滋养，这样才会使小说写得不“隔”，才能不断拓宽写作题材。
如何从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掘源源不断的写作资源？石一枫总结道，深入生活分几种形式，一种是研究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拓宽生活知识面；另一种是从自己的生活里找出以前未曾发现的点，“《入魂枪》写的电竞高手与我关系不大，但我把它当成一门学问来做，研究电竞人群，网络成瘾者，电竞运动员，研究这样的领域的门道、发展的新趋势，深挖这里面的哲学。”当然，还有最后一种“深入生活”，则是在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中，发现一些新的素材，像《逍遥仙》正是这一类。
“在我看来，跑多少地方，采访多少人，有时候还是虚的。关键是要走心，对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研究和表现的激情和兴趣，能从中找出乐趣来。”石一枫说，要像操心自己的事儿一样，操心别人的事儿，这是作家的基本素质、基本素养。“作家最忌讳的就是自恋，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是要把心放在别人身上，对别人的生活有激情，去研究别人的生活。”石一枫说。
深入社会生活内部，保持研究的姿态，对于石一枫而言，这甚至是如同写作信仰般的存在。在他的眼中，文学写作的研究状态和学院研究有不一样的地方，学院研究往往做的是案头研究，真实的生活研究则是在“没有道理”中找出“道理”来。“真实的生活只有现象，这个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它的原因。假如这个原因是合情合理的，很荒诞的事情也变得不荒诞；假如这个原因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不荒诞的事情在研究后往往会发现很荒诞。”石一枫直言，因此要关注大量的真实的生活，要和时代同步，要在生活里找出新发现和新观点。这个发现和观点，不是前人提出来的，前人提出来的在文学里就没有价值的。
石一枫眼下正在回龙观做调查研究，老舍文学院在回龙观为他找到一处创作点，“我可以待在租的房子里，有地儿做饭，有地儿歇着，我就当一个普通人。”石一枫的回龙观研究刚刚开启，他说，回龙观完成了很大的跨越，从农业形态社会转变成高度发达的都市化社会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会对人的命运产生冲击，这里面的人到底会经历什么，是他着力观察并为之着迷的地方。
“生活无处不在，想深入生活确实要走心，要对生活有激情。有的人对自己的日子都不关心，都没什么激情，他对别人的日子能有什么激情。”石一枫说，他就是写真实的生活的，在哪个方面有兴趣点，就往哪个方向去研究。
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家陶纯的长篇小说《仪仗兵》是2022年度北京作家协会签约扶持作品，今年8月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陶纯回忆这部作品的诞生，如同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2016年春天，陶纯得到了一个走进三军仪仗队的大好机会。此后，前前后后两个月的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和可爱的仪仗兵们接触，看资料、做采访，同一个食堂就餐；正课时间，士兵们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他有时就在操场边转来转去，近距离感受他们的一举一动。他每天早晨和傍晚都要围着操场散步，耳边久久回荡着歌声、口令声、脚步声、军号声；鼻端嗅到的是火热的、浓郁的、飞扬的、青春的气息……
两个月下来，陶纯甚至感觉自己也成为了仪仗兵的一员，虽然无法上场，但与他们是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的。这之前，虽然陶纯从军多年，但对仪仗兵的了解，和全国人民一样，仅限于《新闻联播》——广场上，外事活动时那几十秒的亮相——以及多少年一次的大阅兵的场面；但是从这之后，陶纯说，他甚至已成为作家里面最了解仪仗兵的那一个。
回首那段日子，陶纯说：“在三军仪仗队体验生活的日子，每一天都能令我感动，经常眼眶湿润，情不能已。”大队先后几次组织座谈会为他提供素材。他先后采访了刘士胥、李本涛、韩捷、朱振华、李强、范建军、程锋、李金柱、张天龙、张洪杰、李晓武、程诚等数十位杰出的仪仗官兵。在各个中队，面前的那些士兵，在陶纯眼里，都是孩子，他们中的多数，比自己的女儿年龄还要小。可是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更是令人想象不到的。“当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写一部对得起他们的作品，否则良心不安。”陶纯说。
陶纯线年春天。在陶纯看来，仪仗队的历史很漫长，延安时期就有了雏形，难以面面俱到，他打算撷取最具光彩的一段，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写起——香港回归仪式上中国仪仗兵的精彩亮相，在主人公李振杰的心中，播下了当一名仪仗兵的种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起点。然后是浓墨重彩地书写1999年的“世纪大阅兵”，再到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参加莫斯科红场阅兵等海外活动，最后写到2015年“9·3”大阅兵等。
写作过程中，陶纯常常想起一部前些年影响很大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士兵突击》是泥土般的厚实、坚韧，士兵脸上是泥水和油彩，各种武器齐开火，让人觉得酷、激烈。而他笔下的仪仗兵，是干净、纯粹、纯净、帅气、漂亮、明亮的；礼服一穿，阅兵场上一站，那眼神，那整齐划一的动作，传达的是中国士兵最具画面感的精气神，是汗水浇灌出的浪漫、洒脱、唯美、凝重、血性、担当、大气、辉煌。陶纯说，《士兵突击》的主题是“不抛弃不放弃”，是对弱者的拯救；而仪仗兵则是“永不服输，永远争第一”，是对强者的赞美。
当盘点《仪仗兵》创作时，陶纯感慨道：“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他说，假如没有七年前的那一次深入生活，必然不会有这部《仪仗兵》。作家走出书斋，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见识，去体察，去感悟，在当今时代，愈发显得重要。“由于资讯的蓬勃发达，读者通过新媒体所掌握的信息并不比作家所知道的少，这时候你再躲起来编造故事，拼凑文字，自以为高明，那么，有眼力的读者是不会买账的。”陶纯认为，只有深入到生活的底层，多接触地气，多呼吸新鲜空气，作品也许才会有鲜活的魅力，就像清晨草木上的露珠，闪耀着异样的光彩，你从它身边路过，不经意间目光便会被它吸引。
《仪仗兵》不是纪实文学，而是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很多细节、故事来自真实的生活，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这样的一部作品，完全靠编造肯定是做不到的。但把各式各样的真实人物，各种各样的故事、细节、素材，合理的整合、改造、串联、穿插、取舍、运用，考验着小说家的功力。”陶纯说。
深入生活是一个始终回响在我们耳边的话题，并不在于它有多么深奥，而是因为它体现了我们所要倡导和追求的文学是真正的人民文学。
那些受到人民欢迎的文学往往是作家深入生活的结果，如柳青、周立波当年都是把家搬到了农村，与农民一起生活和劳作，从而各自写出了《创业史》《山乡巨变》，这两部作品都成为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
今天，我们再一次强调深入生活，是因为人民文学的意识在文学界不是那么强烈了，或者说，是因为整个社会对人民文学的需求更多了。这次《北京日报》采访的三位作家都是通过深入生活写出了新的作品，他们也给深入生活的话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比如深入生活不是说人到了就处理问题了，深入生活还需要认识生活。乔叶说她是“泡”在村里，她从村民们的言行中重新认识了乡村，她的《宝水》可以说是对乡村世界观的一次酣畅书写。又如，石一枫的写作告诉我们，作家首先要热爱生活，当你热爱生活，就会发现身边有着丰富的写作资源，都是关乎人民衣食住行的好题材。又如，陶纯的写作告诉我们，深入生活最佳的方式是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陶纯写仪仗兵，他参加仪仗兵的训练，虽然他不能作为一名正式的仪仗兵出场，但他与仪仗兵一起在训练场上流过汗。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作家通过深入生活写出更多的“人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