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7日，中国70后著名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长篇小说《宝水》研讨会在北京出版集团12层会议室举行。众位业界专家齐聚一堂，围绕《宝水》一书展开热烈讨论。
《宝水》是七零后代表作家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小说中，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人到中年的地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经营民宿。她怀着复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跻身于各大重要榜单。
作为研讨会主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在开场时说：“《宝水》是乔叶写得最耐心的一部作品，我个人也认为是她到目前为止最成熟的一部长篇小说。对我们认识在长篇小说写作里面‘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如何正确地处理文学性和主题性的关系问题，以及我们这个时代一位作家怎样实际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出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好作品，《宝水》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非常好的范例。”
在研讨环节，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谈到，《宝水》这部作品是年来在反映新农村题材创作出版当中，特别是反映乡村振兴、脱贫攻坚这个大的主题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收获，也是很丰富的成果，它非常好地反映了主旋律的长篇小说在创作出版方面的水平和成就。郭义强认为《宝水》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他说：“乔叶这部作品语言非常静雅，娓娓道来，不急不躁，而且充满农村的俚语、俗语，老百姓的家常话比比皆是——‘憋到半夜闹肚子’‘阎王一时不管，小鬼立马造反’‘拳打脚踢先上台，拉开了幕一场一场来’等等这些俚语写得非常生动，体现了广大农村群众的智慧。”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提到，这几年的小说创作一个共同的突出特点是“地方性”。所谓“地方性”，首先都是关于作家的故乡的书写，是一种“故乡情结”；其次，这种地方性书写并不是使小说又掉回到原来的传统或者旧的模式当中，实际上对小说追求的现代性毫无损伤，甚至它是融合的而且也是一种强化的体现，在这一点上，《宝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是一部主题很突出的作品，它实际上就是主题写作，写新农村、新乡村振兴。但是我们看完这部作品之后，发现它不是贴标签，也不是刻板的主题表达，它的文学性很强。如何既能表达鲜明的主题，同时又能保持很好的文学品质或者文学性，在这一点上，《宝水》也给出了实践性的答案。”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则认为，《宝水》里最站得住的东西，就是作者对乡土中国这个传统的守护。同时，她还写到了乡土社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继续把它保留的东西，像水一样源远流长下去。因此，《宝水》不应简单地归入主题创作。梁鸿鹰说：“当代文学包括现代文学史上，好多作家都是从乡村出来到城市，然后再回去写乡村，这是鲁迅确立的一个传统。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之后，刘震云、周大新，所有的河南作家，基本都是农村出来到城市，然后再对乡村进行新的书写，我觉得它提供了非常好的经验。乔叶把自己携带的乡村经验和受到新的文化熏陶之后得到的新的能力灌注到了《宝水》这个作品中。”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认为，《宝水》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乡土文学，也是女性的小说。“比如地青萍、大英、雪梅、秀梅、香梅，还有那两个奶奶，这些都是女性，有了这些人物这个小说就结实了。此外，一方面在符号意义上乔叶写了乡村的变化，另外从生活的本质上她写了一些不变。美丽乡村搞农家乐，这些都是符号性的东西，最长久的肯定不是这么多东西，农村还要往前发展。但是农民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是不变的，乔叶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很了不起。”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谈到，《宝水》讲述的新乡村故事，这种“新”是真实的。“很多新的乡村故事，读起来觉得不真实，不是写的事情不真实，而是故事中的人物，特别是乡村人物不真实。你读那些新的乡村故事里面的乡村人物特别像新闻联播里面采访的乡村农民，装束形象是农民，但说出来的话不像农民。乔叶这个新的乡村故事我特别在意，它是很真实的‘新’。”此外，通过《宝水》，可以读出乔叶对于乡村精神的理解。贺绍俊说：“她觉得乡村精神首先是一种地域精神，一个乡村有一个乡村的精神建构，一个乡村就是一个世界，因此一个乡村就有自己的世界观。小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骨子里很强韧的东西还在’，这其实是对宝水村的世界观体现的一种理解。”
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原副主任、创研部原主任表示，《宝水》是一部对家乡历史挖掘甚深的作品，对于今天许多逃离乡村的年轻人来讲，迟早会因为读这部作品而受到感动。“地青萍发现老家越老，人越需要老家，这是一种宿命，来自于一种遥远的呼喊。这个作品也告诉了人们，你要爱旧农村，你才愿意投入建设的热潮，才有完整的生命意义，在这一点上《宝水》继承了、连接了乡土文学优良的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谈到《宝水》叙事角度的别致。“通过个人身心治愈的经过带出乡村振兴的历程，虽然是典型的旁敲侧击、以小见大，这种写法在当下比较少见，而这个文本在这方面的写作是成功的。因为这样的叙述方式反倒引人入胜，作者本身也是从被动到主动、从冷到热的过程带着我们走入作品中的场景。”白烨还指出，小说中塑造的孟胡子这个人物让人印象非常深刻，他代表了这个时代新型群体的崛起。“他像职业经理人，又是乡建策划师，从他的精神气质看具有乡贤的某些特征，又是现在的一个文人。而且这个人，也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出现，才能如鱼得水。”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乡土文学的问题概括为“路遥难题”，即人和土地关系的两极化。而在《宝水》里，这样一个凝聚着困难的历史能量被疏解开。陈福民说：“你不会再看到乡村人才由于被束缚、被压制而痛苦的历史能量，在这个小说里你看不到，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土地关系打开以后，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传统的农村的宗法制的溃散，到今天结出的历史成果在《宝水》里都有更鲜明的呈现，这是《宝水》对于当下历史关切、现实关切最重要的贡献。”因此，陈福民认为，《宝水》更深刻的含义是“衔接中国乡土文学的历史脉络，对中国土地和人的关系巨大的变化做了一次风轻云淡同时又深入肌理的表现。”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宝水》在艺术上是一部可称道的作品。首先，作品使用了非常温润、细腻的语言。“当然它是个人的语言气质，又结合河南的豫北方言，生成一种非常棒的文学语言。”小说的叙事讲究也是可称道的，“比如用四季这样的时间模式来规划这一年的山村生活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四季也是中国时间，它对于乡村社会生活的处置方式，使用乡土的中国的方式，所以在结构上也有匠心。”张清华还特别提到《宝水》行文的诙谐幽默。他说：“《宝水》张大了中国乡土小说中诙谐的传统，对于乡村故事、对于乡村社会生活来说，它不是风格化的强调，而是意味着一种生活态度，也是一种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支撑这里的老百姓，足以使他们抵抗自然灾变，承受社会动荡，容纳乡村的苦难，以及接受农耕生存中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为，相对于此前的乡土文学，《宝水》里的人物是另开新篇，乔叶是非常潜在的只是看不介入，对历史、生命、自然都有冲淡的关切，毫不浓艳。与此同时，《宝水》相对散文式的结构，比较随意、散漫，写的是一种游览文旅，人物也带有文旅的色彩，地青萍是一个旅者，是一个过客、外来的，不是驻扎者。何向阳说：“优长和问题都存在，散文式的结构让作者放下身段，让经验走向前台，让经验来说话，当然这是一种新的结构，这种个体的经验为以后的乡土文学确实能提供非常多的乡村经验和文献性的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认为，《宝水》是一个所见者大、取材者微的典范之作，细腻扎实再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她说：“中国农村取得的伟大变化、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在农村女性命运上得到戏剧化的展现，在赵树理和孙犁的作品中皆是如此……乔叶把这样的传统进行放大、充实，比如写大英、“三梅”等女性，新媒体、包括乡村变革新媒介生活等等都在他们的生活里体现到。正是因为这些‘微’的部分，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沉浸式的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谈到，《宝水》很重要的贡献是写出了乡村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即“整个中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过剩，同时拥有大量的资金流，还有有关政策的扶持，所以资本、市场、技术、政策，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新一轮农村建设的趋势或者高潮，乔叶的作品把这样的东西写出来了，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以前没有，比如大量资金流向农村在以前不可能。比如技术，像抖音、快手，遍布整个乡村的物流，这在中国以前不可想象。”杨庆祥指出，很多写农村的书现在还在写1970年代或者1950年代的样子，还在写油灯，这就没有深入到真正中国农村的现场。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书写能不能颠覆从鲁迅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一个问题，是作品的问题意识。
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岳雯认为，乔叶在《宝水》中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域：新时代乡村对我们还意味着什么？它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天然和其它的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岳雯说：“当地青萍进入宝水的时候，这个乡村是在经济上，在“新”上趋近于完成的乡村，而且地青萍不是新的造就者，孟胡子和大英这群人是新的创造者、造就者和完成者，当她进入的时候这个‘新’已经呈现，现在她要解决的是新乡村或者乡村文明对于今天还有没有价值，或者说它的情感价值是什么，这可能是文学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执行主编李蔚超说，乔叶《宝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她确实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新农村画面，这是久违的富有新机和希望的，并且连接历史与未来，释怀城市现代性发展焦虑的社会空间。如果付秀莹的《野望》是用古典的美给我们一个可回归许诺，乔叶是用她一贯对生活兴致勃勃的真实语气和语调塑造宝水这个空间。“所以整个宝水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实现乌托邦的途径。”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治辰则认为，像乔叶这样细节绵密的作品并不少见，可是这种细节绵密当中的细节很少真的写出新时代新时期乡村的风格风物。乔叶做到了，她写的是古老的乡村模式在今天新的历史趋势、历史条件下怎么运行。从治辰说：“我非常震惊的是小说当中极其细节写到一个民宿怎么运营，一个村子如何管理，写得非常非常细，用大量人物的聊天，这些聊天也是农村特有的情况，通过聊天一方面不让论述性文字显得突兀，而是跟人物的身份、心理、性格融在一起，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细致向我们表明到底美丽乡村如何建设。这样的细致几乎能和五十到七十年代谈到赵树理小说里的算账相媲美——你懂这个逻辑，懂这里的知识和技术，这是了解之深、书写之细很重要的一点，不但写出旧，写出内在的东西，也写出内在东西的新，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