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叙事”或说“新乡土文学”是近年来学界讨论较为热烈的命题，因其直接对应着当代中国尤其是新时代以来的山乡巨变，成为此一时代重要的文化和精神样本。本人曾在探讨此一话题时，对何谓“新乡土”及其所展露的历史新义进行过界定：“‘新乡土叙事’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乡土文学的多元转向，尤其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山乡巨变背景下，在主体性、实践性、发展性与时代性四个层面，建构起了自身的艺术理念和意义系统，并且不断生产出迥异于既往乡土小说的沿革诉求、主体建构、话语伦理和价值谱系。”[1]（点击蓝色文字阅读原文——曾攀新乡土叙事：主体、实践与历史的发展意志）这当然是一种总体性的概述，但回过头来想，很多问题似乎还淤积在一起未能完全化开，诸多内外的纠结还没有得以廓清。于是便有必要再通过有代表性的相关作品进行详细阐释和辩证，特别是能够显影出时代的喻象及经验主体的心灵样本，并经由如是之文化范型及精神状况，重新考察当代中国乡土的功能转向和意义范畴，并揭示其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中的价值转轨。
从这个意义来看，乔叶的长篇小说《宝水》是非常典型的新乡土叙事文本，通过外部视角不断实现内在化的过程，展开当代中国乡土的“新人”主体的形成经过。小说的叙事非常耐心细致，因而能非常大程度上化掉那些内蕴其中的极为宏大的议题，以一个偏于知识型女性的视角描述当下的“山乡巨变”，以散点透视的方式，摹画宝水村的生活现场和人文民俗。
小说里，“我”平常生活在象城，因着宝水村的物景人情舒畅宜适，尤其是对“我”的失眠症多有助益，于是决定进驻此村，开启长时段的新乡土之旅。宝水是省级美丽乡村，也即宣告了这是一个与中国传统乡土世界浑然不同的界域，其不仅是景观之“美”的差异，同时又渗透于精神和文化层面，从官方的角度界定了宝水村的独异性。如果追及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对于乡村书写的脉络，这样的以“美丽”为开端、铺垫和底色的，似乎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小说描绘出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明显与以往的乡村书写多有不同，整体的氛围和气息显得清和宁静，如风景画一般，“阳光很好。吃过午饭，我便搬了把椅子出来，在院子里躺了一会儿。闭着眼睛，我凝神感受着阳光和煦的照耀。一瞬间，耳朵忽然很灵敏，似乎听见了很远的声响。在更高的天空，有鸟在飞。在更远的山谷，有风吹过。而在更深的地下，有水正流。”[2]虽写乡土，但丝毫没有闭塞落后，也脱掉了民间世界那种脏乱之感，相随而来的是洋洋的喜气，以及伴随此而显现出来的奋发之力，也即人物在安和中蕴蓄着上升的可能。“《宝水》中，空间的变换和流转让人意识到，小说虽然仍是以作为地方的宝水为主要表现对象，但世界和视野却是打 开的，总体结构上有着乐观的历史意识。”[3]又或内置着自我反思的动能，与琐屑的生活化书写相较，更获致了一种尖刻和锐利，作者以此切进人物主体的精神肌理，一扫愚昧呆板或萎靡不振的山乡气质。王尧指出：“如果超出乡土文学的范围，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确实如季红真所说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除了这种冲突，是否还有另外的问题？比如文明的诱惑。我个人以为，陈奂生系列小说还存在另外一个主题，这便是文明的诱惑。这种诱惑不仅在乡村也在城市蔓延。”[4]从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到文明的诱惑，再到当下的发展的意志，后现代社会对于新的生活与物质的驱动，同时也是在探讨当代中国的乡土叙事时无法回避的新问题。王宁提到：“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应有所不同，具体体现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它强调发展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注重科技和生态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5]因此，关注“新乡土”的“建设”和“发展”状况，能够为当下提出一份最重要的精神样本，从中得以透析出关于当代中国之新现象和“新模式”的时代喻象。
小说中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叙事者经常从乡土现场之中抽身而出，或以后见之明讨论乡土伦理，“这话的核心我直到很多年后才能触摸到：貌似平淡无奇的家常话，所意味的其实是一种重要的稳定性。要是两人见面连这些话都不说，那彼此的关系一定存在着某种微妙或危险”[6]；又或直接谈及乡村世界的见闻体悟，譬如我与老原畅聊“土话”，则有叙述者直接介入加以评述，“这时便得承认，语言这东西果然是要看在谁的地盘上，在谁的地盘上，谁的语言就是主流。主流就是能产生优越感”[7]。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既往的乡土写作中，乡村是鲜有自我的语言的，即便小说可以书写方言土语，但几乎很少能够压制背后的启蒙意识或革命思维，又或是在某种早已预设的文化话语中变得喑哑黯淡，更遑论那些乡土言语可成为“主流”。然而在《宝水》中，地青萍以全新的有待疗愈和满怀谦逊的姿态进入宝水村，以一种精神敞开实现观念重塑，借作为“主流”与成为主导的新乡土世界疗治心疾，再获新生。
毫无疑问，地青萍的失眠症是当代人之精神状况的重要征象，其对抗的是人体的自然规律，带来的精神煎熬和身体创伤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疗愈失眠是不确定的，很多时候会因为徒劳无功而为绝望所吞噬。小说中，“我”深受失眠折磨而向人事部门提出了病退申请，老原给我找合适的村子，进村疗治失眠或仅为表象，重要的在于乡土中国能够在必要层面与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为反哺城市以及知识者的匮缺提供新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他者化和对象化的过程，一种原因是以“他乡”作为疗愈的方法，重新将虚空的自我抛掷于陌生的空间，并给予足够的信任以获得疗救的药引；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乡土与城市、自我与他者、故乡与他乡等形成对照，构筑经验和想象的落差，对象化为新的精神动能而化解内在的心理危机。
细读文本会发现，小说里深受失眠折磨的地青萍的幻梦，往往是各种充满意味的场景，痛苦、徘徊、撕裂无不充溢其间，但是在进入宝水村后逐步呈现出意识的转圜，而且这样的一个过程确乎不需要任何的渐变，仿佛进入一种乌托邦式的界域。在地青萍进入那个陌生却毫无扦格的宝水时，叙事者通过的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移步换形的叙事形式，一点点将乡土世界之“新”揭开。具体而言，宝水村是一个正在向乡村旅游转型的新乡土世界，自然景观优美，民宿干净整洁，村民还常常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方式宣传自身。当然小说也有很传统的部分，如九十四五岁的九奶，引出我父亲对于家族的愧疚以及老原身上背负的重压。从个体到族群，从家庭到家族，从俗常到新变，可以说，《宝水》虽然结构和叙述偏于松散，却全景式地展现了当代中国的乡村图景。甚至于在这其中，村庄成为人物的精神情结，如地青萍自知与豫新之间虽是亲密无间的夫妻，但是两个人仿佛有所阻隔，“隔”的原因却是出人意表的福田村。因为那里是“我”的出身以及精神最为隐秘幽微的源头，而豫新对此认识只是浮于浅表，因此无法有效抵达“我”灵魂的最深处，以至于“我”最终无力也无心再去言说，“还有一个因素有效地泯灭着我说的企图：他对于乡村几乎是一无所知。想要让他明白，这太难了。那便不说也罢”[8]。由此可见，村庄成为深具乡土经验的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介质，那里藏匿着无尽的隐忧和犹疑，也曾塑造了乡村主体的柔软与坚韧，成为人物内心深处难以纾解的灵魂纽结，时至如今依然构成当代中国最广大人们的情感结构。
需要看到的是，地青萍摆脱失眠之症的诀窍，便是“自然”，一种原因是乡土的现实景观和生存境况，“水自在，月自圆，叶老自落，人老自知。时辰一到，啥都是清亮的”[9]；另一方面则是简单素朴的精神和伦理状态，以此获致情感的疗愈功能，“我”在宝水村中总是“不知不觉地，自然而然地就那么睡着了。一夜无梦，睡得很好”[10]，这是破开精神枷锁的关键。小说最后，老太儿九奶驾鹤归去，似乎隐喻了她所代表的传统乡土的隐去以及新乡土的显露，通过一种生老病死的“自然”状态，小说重新将诸种人物聚拢，人们各奔东西，又重新归来，祭奠生命的完结，也为开启新的路途与旅程。
这样一种叙述过程中的平和视角，甚至无关乎伦理姿态，散点透视也只为更好地“看见”。当然，能真正“看见”也是一种能力，很多时候人们未必能轻松实现这样的可能，“宝水如镜，一直都能让我看见她”[11]。在“看见”之后，是“习得”的过程，“到处都是核桃树。我已经能分出了哪些能结笨核桃，哪些能结薄皮核桃”[12]。在小说里，我更像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游荡者，“他们把散步叫悠。其实也不仅是散步，好像只要是闲耍着的，无所事事的状态，都可以叫悠”[13]。以敞开的自然主义式的精神情况，容纳多重声音及其可能，从而尽管在小说里“我”是一个外来者，却得以织造乡土生活的道德现场与情感网络。“在这些时刻，一种以‘辨认’和‘移情’为核心的情感机制与叙事机制便同时开启了。宝水的枝枝叶叶、风声雨意，以细微可感的颜色、声音、气息、味道乃至触感，照亮了‘我’深埋在家族创伤里的非意愿记忆。更重要的是，在宝水体味到的人情世故，混合着温厚与无奈、情理与计算的乡村生活实感，也构成了‘我’索解奶奶和父亲看重地缘、亲缘与共同体生活这一传统乡村情感逻辑的根据。”[14]在此过程中，我并非干预者而是“见”证者，在发现当代中国之山乡巨变的同时，也不断反观自我内部隐秘的症结，尔后从内外两种途径诊疗精神的疾患。
更有意味的是，焕然一新的乡土世界竟然获致了疗愈的功能，一方面百年乡土中国的固有形态与特定指向，无论是乡村景观还是农民形象，都成为病灶与危机的所在，然而在“新乡土叙事”之中却显现出一种愈后重生的再造感；另一方面则是诊断者和疗救者一直以来的角色塑造，在新的乡土视阈中实现了一种逆变的现象与反向的输出。这样的有效性何以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成 为可能，这是“新乡土叙事”面临的核心命题，也是新山乡巨变如何直面当代中国之“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地青萍身上不仅显露了乡土中国的总体形态，而且从精神到现实 都呈现出乡土世界之新状貌。譬如新乡土世界对土地的依赖是极为显明的，宅基地、耕地、林地等等，都是乡民血脉相连且情系深重的所在，只不过对于土地的使用以及土地的运转形态已发生了变化。新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视阈中的宝水作为美丽乡村的范型，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对于土地的单向度认知，而为“新乡土”的经营多元化与价值多样化建构所取代。不仅如此，宝水村在基层治理上亦具有范本意义，从中透露出一种良性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精神的新样式。同时，小说丝毫不隐藏“新农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涉及乡土世界基层治理困境，也为其洞开了新的可能。当代中国的山乡巨变始终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求变，由是形成了乡土建设之中新的合理化与理性化形态。
张莉认为：“《宝水》以女性视角构建了一种新的乡村空间美学，以一种家常而又鲜活的语言表达，构建了鲜活生动的新的乡村图景，以一种传统小说的形象迭现与情节复沓，完成了一种新的中国乡村故事的讲法。”[15]当然，这并不代表“新乡土叙事”与传统的乡土书写完全割裂，在张莉看来，阅读《宝水》的过程“让人想到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孙犁的《铁木前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16]。然而，吸纳传统乡土元素如何描绘/描述新乡土的图景，其中的线条和肌理是什么，关键还在于新的精神氛围、新的农村主体以及新的发展理念，这些构成要素使得《宝水》展现出新的价值形态。
细究《宝水》，其中讲述的是女性心理、病理问题，如此便回到了乡土角色和功能的脉络之中，百年来乡土中国的主体流变是极为清晰的，阿Q、祥林嫂等启蒙视角中的形象，革命历史中疲于奔命或奋起反抗或艰苦创业的农民，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民间传统文化被赋予精神内蕴又或充溢诗意色彩的农民，20世纪90年代及至21世纪城市化与商业化浪潮中艰难转身的人们，而对于当下的新乡土叙事，农民主体形象及其价值取向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成为新山乡巨变最重要的建设者，新的发展要求极大限度地将他们内在的实践动能激发出来。如小说中提到，“披荆斩棘是咱们太行山的人民群众常做的事，也是咱们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儿！”[17]在这里，不仅是地青萍、老原、孟胡子，还有众多乡村治理者群像如闵县长等，构成了此一时代的乡土人性和精神样本，也构成了当代中国乡土治理的范型。关于此，小说里通过闵县长之口，指出了宝水村的“样本”意义：“可别看咱村小。小是小，可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是靠这一个个小村构成的。也就是说，正是一个个这样的小村，组成了这么大的国家。”具体针对宝水村建设村史馆，也不仅仅是指向自身，“所以说，可以说，咱们村的历史可不仅限于咱村，还代表了云里村、云下村、三岔河村、金牛村，后河村——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云里和云下发展得早，就没意识到该建个村史馆，这方面要向宝水村学习。”[18]这其中还关系到一种总体性的乡土与中国的关联命题，“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19],在当代不可逆的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土秉持的意义系统不断出现松动，不同的乡土主体诉求与既有的文化伦理产生了解绑和脱钩，乡土世界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出现松动，很难再生产/传递出足够而充分的价值观。因此有必要探讨乡土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当代中国的山乡巨变能否映照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或者极大限度地成为中国的象喻，乡土文学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意义上代表中国，如是牵涉着“新乡土叙事”中的写作向度、言说姿态和叙事伦理。
当然，就像小说中比比皆是的对照与辨析，此过程中需要引入新的参照系，比如城市文学、海洋文学、边境写作、跨文化/跨地域的写作。这样的重构与重塑对于传统的乡土文学而言无疑意味着新的丰富，也代表着乡土文学需要依凭新的媒介，联系新的参数，才能循此重建新的乡土想象以及新的文化“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还在于是谁在写乡土文学？写作主体与经验主体之间，是不是真的存在真正意义的“我”？如此关系到从经验美学到实践美学的转变，以及内在的认知到外部的延伸。不仅如此，为什么写乡土文学同样显得关键，也即写作理念的发生与再造，在理念先行甚或是理念稀缺的状况下，如何在写作里重塑人文主义，如何以新的想象姿态和认知方式观照乡土，成为“新乡土叙事”中不得不去处理的课题。如此还需要避免其中理念偏弱、人物偏弱、叙述偏弱的困境，因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很容易遮蔽鲜活的细节和主体，假如没有结构的拟定和伦理的新设，当代乡土写作将无从谈起。王尧就曾指出：“在我的印象中，高晓声因《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小说声名鹊起时，曾经有学者在现代乡土小说的脉络理出三个关键人物：鲁迅、赵树理、高晓声。我们今天当然不必以此来讨论高晓声的文学史地位，但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倒是让我想起茅盾1936年《关于乡土文学》的一段话：‘在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20]可以说，从乔叶的《宝水》里可以见出小说内在叙述伦理的转换，从传统与现代的单向过渡中抽离出来，走入更为广大的农民与人们，走向更为阔远的境界和世界。
如前所述，小说通过城市与乡村、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等二分对立形态，建立了一种包孕着普遍性的对照式伦理，从失眠到睡梦，从旧农村到新乡土，小说里，我因失眠无法维持现有工作，故调岗到专业学术委员会。在失眠中我看书是“从《三字经》看到《世界简史》”，想事情则是“想到宇宙里的黑洞”，求救神灵是“从阿弥陀佛、至圣先师到无量天尊”……很明显，这是一个从乡村出来，定居于城市，供职于科研院所的知识者形象。这样的形象因自身的精神病症进入当代中国的乡土腹地，自然会牵引出诸多历史及现实命题。有意思的是，作为自五四以来形成的对乡村施以诊疗的知识者形象，在《宝水》中为乡土世界所治愈，“突然想起，确实很久不曾失眠了，几乎忘了失眠这回事。不知不觉间，这顽疾遁于无形。它去了哪里呢？”[21]对于地青萍而言，她很清楚自己的乡土之旅并不是为了所谓的治病救人，恰恰相反，是为了一种自救，是将一个知识主体投掷于当代中国的山乡巨变之中，见证一个时代的新貌，寻求精神资源和祛病药方。这样的探询与既往的乡土写作多有不同，甚至在很多时候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乡土”作为一种民间场域，意味着需要或说必然容许诸多包裹着不同价值形态的话语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乡土自我的声腔顾自发音，和其他的言说一起沟通、激荡。尤其是在具有开放性与多元性的当代中国，写作者以怎样的体验、视角和姿态进入乡土世界显得很重要。乔叶谈到：“泡村是要看更深的东西，跑村是要看大面儿。其实走马观花看的都进不到这个小说里，但我觉得确实也很有必要。因为能够养一股底气。看得越多越有底气。这会让我踏实，能让我确认宝水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例乡村，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乡村。即便和那些发展相对迟滞的诸多乡村相比，它是一个发展得比较快的新乡村，这个新乡村也具有普遍意义。”[22]地青萍的精神演变过程，是通过她在宝水村经营一家民宿，参与到新乡土建设的行列中，思考乡村经济和未来发展的过程里实现的。陈思和也提到：“我们现在讨论的岗位型知识分子，主要讨论其究竟是在专业岗位之外、还是之内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的使命。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与手工业劳动者或者技术工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凭专业相关知识（技术）劳动谋生，但知识分子不仅通过脑力劳动换取生活资料，而且他的劳动本身（即知识本身）先验地包含了人文特质，能够对接受者精神成长方面起到作用，引导他们去关心超越个人性的社会公共事务。”[23]在乔叶的《宝水》中，不同于以往的知识者或者说这里提到的单一向度的知识者/文化人的理想状态，他们更多的不是直接化育，而是在继续感受和经验基础上，将当代中国乡土作为自身的精神资源，以参与性的平等姿态重新观看当代乡土的镜像，并反思民间世界的文化状况。由此而生成了新的时代精神样本。“但知识分子的岗位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工作（譬如鞋匠做鞋、司机开车等），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本身寄寓了人文理想。公正理性、道德信念与人格力量，永远是知识分子必须维护的精神传统，这不是抽象的虚幻的，而是融化于普普通通的工作实践之中。”[24]也就是说，在后启蒙/革命年代，知识者和文化人的那种精英主义意识不再是既往那种绝然的居高临下或者超然高蹈，然而这并不妨害他们身上的独立性以及反思性，而是为他们本身内蕴的质地提供更多的参照和参考。而且他们的主体意识也需要在此基础上完成自我革新，以共生与同进的状态立足历史现场与中国大地。
因此，最后还要回到作为写作者的乔叶，她在回应时代主题时提到：“我最初想要写这个小说，肯定是属于个人的自觉性。后来这种个人的自觉性邂逅了宏阔时代的文学命题，如同山间溪流汇入了江河，某一种意义上就是作品的际遇。对于这种际遇，我既已邂逅，便不回避。回避也是一种矫情。”[25]从《宝水》延展至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乡土书写，可以从一种具备时代喻象和精神样本的言说主体中，延伸至一个阶层与一种职业/岗位的处境和出路，事实上也勾连着一代人的精神史，以及地方性叙事中的价值新探，在如是之投身乡土建设事功的实践者和发展者身上，映射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当代新变，显影出更广大的世界中人们的命运沉浮和历史流动，他们立身于乡土中国，将裹挟着自我内部一直以来或批判或赞颂的内质，同时回望灵魂的转圜与精神的转轨，亦更想象“新乡土”之中深远丰富的意义空间。
[1]曾攀：《新乡土叙事：主体、实践与历史的发展意志》，《小说评论》2023年第3期。
[3][15][16]张莉：《空间美学、女性视角与新乡村故事的讲法》，《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4][20]王尧：《“新乡土叙事”札记》，《南方文坛》2022年第5期。
[5]王宁：《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
[11][22]乔叶：《宝水如镜，照见此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14]路杨：《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19]孟繁华：《百年中国的主流文学——乡土文学 / 农村题材 / 新乡土文学的历史演变》，《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23][24]陈思和：《论现代知识分子岗位的超越性和民间性》，《南方文坛》2023年第3期。
[25]乔叶：《诚实地去倾听，朴素地去写》，《北京青年报》202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