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女，汉族。河南省修武县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市作协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出版散文集《天使路过》等十二部，小说专著《最慢的是活着》等七部。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刊物发表小说八十余万字，多篇作品被多家刊物及多部年度小说选本转载。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多个文学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乔叶的首部长篇非虚构作品《拆楼记》，2011年在《人民文学》分上、下两部发出，当年获得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最近，我又重读了老同学的这部作品。
该书是乔叶创作上的一次重要转型。在一日千里、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面前，她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在巨大而令人失语的现实中，她放弃虚构，弃绝想象，作为家乡拆迁事件的背后参与者与目击者，她让事实本身说话，让笔下人物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同时又以小说家的目光审视这一切，以小说家的笔力呈现这一切。作品的巨大价值在于，它讲述的不仅是事关全社会敏感神经的拆迁问题，更是集中观照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一个生动缩影，亦是呈现真实幽微人性的一个标本。与别的反映拆迁的小说不同，乔叶重在刻画人与人之间细腻微妙的情感变迁；人心的向背与暗角，人性的脉络与真相，令人无力逼视。作品既有纪实文学的现场感，又有小说的精巧架构与卓越的叙事技巧，更兼学者般的缜密与思辨力。这部作品与乔叶之前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沉入社会底层，揭示和直击社会真相。“我”作为一个农妇的妹妹，作为作品中的人物出场，让我们正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将自己和盘托出的作家乔叶。作家一般都深藏在作品幕后，深藏不露，虚虚实实，真伪难辨。这部作为非虚构小说的《拆楼记》，是乔叶自我暴露最多的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她或许也想遮掩，也想粉饰。因为真相，往往令人难耐——可是最终，她还是选了把自己全盘托出。因为探究和穷尽真相，是写作的天职，也是世间最为妖娆迷人的事业。
这部书具有主题的敏感性与非同寻常性。在当下中国，在所有大中小城市，在城市快速的提升的滚滚巨轮下，最不可回避最棘手最难办的工作就是拆迁。《拆楼记》是乔叶的非虚构小说，2011年《人民文学》曾分两次发表。作为与许多新闻报道、图片影像有很大区别的纪实性作品，乔叶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姐姐一家所面临的拆迁：在知道要拆迁之前，各家各户争先恐后地盖楼——盖楼意味着被拆迁时份的赔偿金会更多。当然，下有对策，上又有新政。不服从拆迁、扰乱拆迁秩序者，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亲属都将受到牵连。可是，马上离婚的夫妻不能再有连带责任了吧？兄弟如果登报脱离亲属关系呢？“拆迁”在乔叶笔下不是静态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而是动态的，各方都像是坐在跷跷板上，你来我往地进行利益的博弈，用书中频繁出现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关于拆迁，媒体上报道了很多性质激烈的事件，的，跳楼的，和开发商发生的。然而乔叶没有写这些，她描述了一个相对温和、却也更复杂的博弈状态。
乔叶说，写完之后才明白，她写的虽不是最扎眼的拆迁事件，但却是最常态最普通的拆迁事件。如果说当下的中国是个热腾腾的大工地，那么，在这个大工地上，拆迁事件已经多到让媒体已经目不暇接了，可那些有资格上报纸、上电视、红遍网络的火爆事件，它们的数量，比起乔叶写的张庄事件，总还是微小的。在拆迁事件的整体格局中，火爆事件再多，也不过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像张庄这样的：磨磨唧唧，腻腻歪歪，吭吭哧哧，进进退退。护房帮——结盟、软磨、硬抗、、告状、夫妻离婚、兄弟断亲，拆房帮呢——停工资、停工作、停上课，这是以权压人，还有以利诱人——超生的小孩可以不要钱上户口，嫁出去的姑娘可以把户口迁回来，年龄不够的孩子可以去参军……必要时还要诉诉苦——说工作组多不容易，自己多不容易，老人孩子都病着，还得天天来你家做工作。护房的和拆房的都较着劲儿，在泥地里摸爬滚打，胜负输赢很难区分……没有媒体去关注他们，他们自己也沉默着。乔叶写的，就是这沉默的大多数。这是《拆楼记》的第一个可看之处，它是一份最常态的拆迁样本，值得研究，尤其值得主管拆迁和参与拆迁工作的同志们研究。
“拆迁”是这个时代“人际政治”的风眼。在写《拆楼记》的过程中，乔叶说她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强烈地意识到什么是人。《拆楼记》里任何一个人都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拆迁世界由被拆迁户、拆迁的官员、记者、公务员、者等各种利益相互缠绕的人群共同构成。小说采用了大量的注释和引用，将各种新闻、报道、歌曲、谚语引述过来，同构了这个时代纷繁复杂的“拆迁”语境。
《拆楼记》中的公务员既陌生又熟悉，他们有“像狐狸一样的精明，间谍一样的戒心”，他们会“以情动人”，也会“以权压人”；他们怕上级主管，也怕外地记者。在作品中，正是地方官员“怕曝光”的心理，才使姐姐的女儿在拆迁人员进屋后用暗地摄像的方式获得了资料，交给记者，进而对拆迁人员进行要挟，获得了6万块钱的拆楼费用。
人人都有自己的一本账，《拆楼记》使读者看到，拆迁事件中的每个人都各怀心事、各有立场。他们为何需要多盖房，为什么坚持不拆楼？6万块钱，这是一个农民多少年的劳动所得？拆迁办为什么愿意大量支出宣传费？《拆楼记》中每个坚持到最后的村民都是最能算计、锱铢必较的人，是希望自己利益不被侵害的人，也是试图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算账在文字中也许是无趣的，但算账恰恰也最有说服力，那明明白白的算账正是明明白白的利益。
《拆楼记》中有各种各样的“钉子户”，或有作战到底、以死相拼的决心，或是因亲戚中有人可以依靠。他们用尽各种办法抵抗，也面临各种各样的命运。《拆楼记》中更有那些从未在阳光中出现过的早期拆迁者们：低保户因害怕失去低保而顺从，无权无势者胆小怕事，希望早一点息事宁人。小换想赶快拆走，因为“上头还说了，要是不拆，俺家的低保也会停，俺们是一类标准，一月一百六……唉，能吃上个公家饭老不容易，是不是？”
拆迁中有人会算账，有人不会，有人总算错账。对“公家饭”的珍惜使小换毫不贪恋抵得过无数年低保费之和的赔偿金，她在意的是安全感以及归属感，这种算账方式让人目瞪口呆。与小换类似，某个钉子户谈的最后一个条件是：“我拆下的旧窗，你们得给我买走！”如此的“不会算账”让如临大敌的拆迁者们深觉可笑，这甚至成为拆迁办工作组中流传的“段子”。或许，在他们的理解中，这些人因为穷会在乎钱，为钱会不要命。可是，还有另一种事实：“他们害怕失去安稳，害怕没有归属感，也害怕被针对，害怕被收拾，害怕被整治，甚至害怕被尊重遗忘，哪怕这尊重只是最表层的最敷衍的尊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是强悍的光脚人。一般的光脚人，哪有那么强悍呢？更多的光脚人是弱的，他们看见穿鞋的人，怎么敢伸出自己的脚？”在无数“光脚”的人们的价值观里，在这个时代，只有吃亏、只有妥协、只有怯懦才会保平安，所以，他们只能对另一种账目视而不见。 《拆楼记》让我们正真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前台和后台，白天和夜晚，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村里那些没有根基的人家，上头一威吓，就赶紧把房拆了；而女儿夭折、丈夫瘫痪，家里十分困难的农村妇女小换，也顺顺当当把房拆了，她说：“上头说了，要是不拆，俺家的低保会停……唉，能吃上个公家饭老不容易。”把低保看作“公家饭”的小换，因为珍惜好不容易吃上的“公家饭”，毫不贪恋那笔抵得过无数年低保费之和的赔偿金，她在意的是安全感以及归属感。与小换类似，村里还有户人家，仅仅因为工作组的态度好，就把房子拆了。这家人说：“上头的态度真好，老好了，只要有空就来俺家坐着，给俺擦桌子抹板凳扫院子倒垃圾，干这干那，还说房子拆了以后帮俺卖砖，卖水泥板。”看看我们的老百姓，既不禁吓，也不禁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们一这么别有用心地为他们服务，这些人就受宠若惊，缴械投降，却没有想公仆们为什么早不服务、晚不服务、单单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这么为他们服务？！乔叶有句话写得好——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同理，一切不以赔款为目的的拆迁服务也都是耍流氓！所谓人的完整性的破碎，首先就生发于无奈。城市化进程，就是蚕食村庄的过程，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的过程，而农民“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爱恨情仇，无论是精神根本还是物质源头，都与土地血肉同体，息息相关。”失去了村庄和土地，就失去了命根，失去了祖传的经验，因而无所适从。住进城区，并不证明他们天然地就变成了市民。我从没听说过有什么机构，去指导这些人进城后怎样继续经营自己的日子，给笔赔偿金，就觉万事大吉，至于他们在楼房里怎样眼睁睁地坐吃山空，担惊受怕，谁也不去过问。别人不过问，自己没法不过问，火线盖楼，专等拆迁，无非是想多得一笔赔偿金，让自己多些踏实。从最基本的生存意义去理解，他们那种类同耍赖的做派，其实真的是无奈。
往更深处追究，农民住进高层建筑，把农具甚至猪牛，都一并带上去，这难道仅仅是习惯和恋旧？难道我们从中看不到一点被割裂的精神痛楚？以此推演，拆迁者还应给农民赔偿精神损失费。但没有人想到这个，包括农民自己。因为照通常的看法，唯有具备一定身份的人，才有“精神”。农民是什么？农民就是种庄稼的，这可以算作一种身份，卑微的身份，因其卑微，所以不让你当农民，就是对你的提拔。庄稼、庄稼人和土地，在“他们”看来不是血肉同体，而可以随便拆御。
《拆楼记》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拆迁户：会算账的、不会算账的，以及聚光灯下的“钉子户”和那些因恐惧而“早搬迁”的人。正如李敬泽对此书的评价：“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拆楼记》由此成为庞大社会戏剧的一个脚注，一种边缘的思想和争辩”。因为眷顾那些不会算账者们的所思所想，《拆楼记》写出了这个时代最隐密的、被我们习焉不察的精神气质。
不得不提到《拆楼记》中的作家形象，这里的“我”比乔叶以往任何小说中的叙述人都更为本真、不矫饰，“我”与姐姐共同合谋，斤斤计较，出谋划策，既去参加了又出于其外，用尽各种关系使姐姐多拿到6万块钱。因为放弃了“我”作为作家形象的塑造，拆迁世界变得更加暧昧、矛盾、机关重重，也许眼前这些事实并不是读者想要看到的那个“拆迁”事件，但它无疑更接近现实的真相。
乔叶在非虚构写作中将“我”放进去的尝试令人赞赏，但也会使人诟病。这个在《读者》杂志拥有诸多大众读者的作家有可能因《拆楼记》而冒犯她的许多“粉丝”，但她的写作也会因这种冒犯而发生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蜕变。
乔叶当然知道讨人喜欢的作品怎么写，别忘了她是《读者》的专栏作家，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那个乖巧的、明白我们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说家，和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
她在《拆楼记》中，力图重建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纸上，把我们生活与意识的隐秘结构绘制出来。
对此，我们当然是不喜欢的，我们都希望，打开一本书时，发现了自己在“别处”，而不是仍在“此处”，而且，“此处”如此赤裸清新，令我们羞愧不安。
“拆迁”这件事，每天出现在媒体上。围绕这件事，聚集着当下社会一系列鲜明、尖锐的冲突主题：人们捍卫“家”的自然正义，人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以及常常不能得到一定效果回应的诉求，由此产生的无助感，等等。所有这一切，形成了鲜明的戏剧效果。在《拆楼记》中，乔叶或许是在探索文学的另外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文学必须把自己化作一种更全面的感受形式和思想形式，它必须反戏剧化，必须超越于各种概念和命题，必须尽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经验。也就是看到灯光之下和灯光之外，看到前台和后台，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迁和被拆迁的人们，他们真实的、赤裸裸的动机、利益和情感，不是对着记者、对着麦克风所说的，而是他们正在做的。
这样的写作一定是令人不适的，它使人从令人激愤、某一些程度上也令人安心的戏剧场景中回到灰色的、模糊的人生。它甚至令人恼怒、令人羞耻——揭开事物的羞处；揭开人心与社会中隐秘运行的规则；揭开指引着我们行动的那些难以形诸公共话语的情感、本能和习俗；揭开下意识和无意识；揭开正在博弈、心照不宣的各种“真理”，这些“真理”相互冲突和对抗，但是也在妥协和商量，秉持着各自“真理”的人们在紧张关系中达成了某种生态，这是谁也不满意的生态、谁也不认为正确的生态，但它成为了“自然”。
所以我想，凡惧怕注视自身的人，别打开此书。凡在此处“安居”而乐不思蜀的人，别打开此书。凡戴着言词和公论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别打开此书。凡坚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别打开此书。凡头脑简单者，别打开此书，此书会把他简单的头脑搅乱。
她为自己找到了源头：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和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乔叶从宏大的戏剧中，回到经验，回到凡人和人间。在这里，这个人、这个书写者站在这里，她拒绝宣布这一切纯属虚构，她愿意为自己的每一个字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故事纯属非虚构，欢迎对号入座。
但同时，她也明确地承认自身的裂痕和有限：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随而来的局限和偏见。因而“小说”在这里也不是托辞，不是作者为自己争取特权的方式，而是，这个人说，我只能在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努力动用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乔叶在尝试一种被无数人推崇但很少被人践行的写作伦理，她以自剖其心的态度，见证了她的所见和所知。
是的，所有的人，都爱他们，这是无疑的。但她同时也对他们感到失望，她深刻地清楚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对自己同样失望。
郭进拴，1958年出生于河南省汝州市临汝镇鳌头村。现为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平顶山分会会长，平顶山学院客座教授。199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1年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已出版《湛河大决战》《磊裕烽火》《洪流滚滚》《美女山，美人河》《六十岁说》《童趣儿》《人间真情》《命运》《我的鳌头》《村魂》《观音菩萨传》《风雨龙潭情》《壮歌风云路》《月是故乡明》《岁月芬芳》《新城美韵》《乡情老更深》等六十余部。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文艺报》发表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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